映象新闻

此后的十天里，高子程律师两次赴重庆会见李庄，李庄依旧表示自己无罪，要将官司打到底。

由此我们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看。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往往是在内外压力之下由上层启动的，或者下层运动因上层的介入而成功。

中国在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针，这一变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我看来，中国问题的最有趣之处是经验的自反性。我们这些搞法律研究的人都不能讨论宪法，这真是奇怪的现象，但事实就是这样，只能通过党代会的决议来讨论修改宪法。我说过我赞成这样的做法，尽量把法治的指数用十大项目、具体的标准来评估，最后拿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地区的法治指数，这个是学习新加坡或者香港的做法。当然，也有些特例显现出自下而上的重要性。

那么社会的职能有哪些呢?一个是它为了使人能够生存的职能，比如衣食住行、生产-销售-分配等。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法治观之间，是否存在对话、沟通乃至转化的契机呢?也就是说，在法家式的法治思想里，能不能找到某些与现代法治思想灵犀相通的对接点。这里面还有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目标，可能是更长远的目标，那就是土地私有化问题。

所谓大社会、小政府，也就是要给社会更多的自治权限。当然，党的领导作用并不是指党连个别的案件和问题都要管，不是指在具体工作领域中的党政不分的情形。比如说广州的孙志刚案件，三个博士生向中央呼吁进行违宪审查。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前改革最主要的突破口，之所以被拒绝或者延缓，就是一个理由，即稳定的要求。

所谓缺乏手段，是社会治理方法过于简单陈旧。在西方的政治学和法律学理论中，有一个预设前提，这就是国家与社会相对抗的图式。

市场化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互动以及作为媒介的NGO司 会：从江老师刚才的阐述和季老师的补充，可以看到在1999年修宪过程中加入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款，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是与1992年之后改革开放的政策变化以及引起的社会变化应该是相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心应该在社会司 会：再回到宪法的条文来看，宪法中所用的表述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过分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就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局。这个再解放过程也就是社会重构，目前还在继续进行。

这就是侵权责任法有可能形成的机制。其次，从更深层次来看，那就是党的领导了。第二个要素就是民营经济。从整个法治国家的框架来看，这些基本法律的颁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对这个社会今后的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江 平：我觉得《物权法》对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大大地扩大了人们对私人财产权的愿望，从而也就激发了人们的权利诉求，从财产权利到其他自由的权利，都要求国家提供制度化保障。

市民社会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民营经济作为依托，也就叫做经济的多元化，不能只有一种所有制经济，而必须是多元的。从这一点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国家没有将责任推给社会，这对保障老百姓的权利是有利的。

然而如果所有人都采取短期行为方式，得过且过，把棘手的问题往后推延，推到最后，本来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也变得不能解决了，盖然的风险就会演化成现实的危机。用卢梭的话来说，在承认的基础上实现对国家的自发服从。

简单地说，国家要求公民守法，公民要求国家自己也守法，这就是对法治的不同理解，这样两个方面合起来，才成为现代法治的完整内涵。关于这个问题，我先从经济学界来说，前些年有四位经济学家获得了一个很高的经济学奖，是由香港方面提供的。实际上，这个变化是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就突显出来了。把这样的分节社会统合在一起的，是基于儒家意识形态的共识，是科举官僚机构，是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物权法》关于征收和补偿的规定已经推倒了地政改革的第一张骨牌，随后的多米诺效应势必导致税收和财政制度的重新调整。在这样的格局下，要么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多问题没有人管，要么政府把一切都管起来，弄得吃力不讨好。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韦伯是把形式合理性作为评价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准的。所谓缺乏自信，是对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激化神经过敏，把维护稳定的方针强调过了头。

在关于法治的共识破裂之后，下一步将会怎么演化，能不能形成新的共识，究竟是政法派压倒自由派，还是自由派的理念最后取得胜利，或者走第三条道路，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比如过去强调阶级斗争，这就是纠纷模型，现在则强调共识。

还有一点意义就是江老师提到的引发地政变化，促进围绕土地权益的社会博弈。如果律师的作用受到限制，《侵权责任法》就很容易变成一具空文，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国家与社会的非对抗式关系以及自治机制司 会：江老师所说的私权崛起、季老师所说的社会重构，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考察，就是很多私人利益不断在法律上得到确立和保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这些私人利益的相互调整应该反映到国家决策过程中去，并且以民意及其法律表现形式来制约国家权力。另外，在讨论市场经济与法律秩序之间关系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这就是营业自由和交易安全是以行为结果的可预测性为前提的，正是法治主义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具有形式理性的规范体系和客观公正的审判制度为市场提供了可以计算和预测的条件。但在具体制度安排上，变化的方向却应该相反，从共识模式转向纠纷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普遍性确立的过程在中国首先表现为国家权力的伸张，把个人从氏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这就是前30年的特征;接着再通过法治反过来限制这个肥大的国家权力，这就是后30年的使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法学界出现了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主张。但是，至少现在可以看到的下述三种现象：一是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经过国家干预后平息下来的现状，让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盲目相信国家干预的效果。

二是司法部门越来越强调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很过度，我觉得这是倒退。由此可见，上层接受法治国家这样的改革性概念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应该作出这样的判断。

正在展开的围绕土地产权与个人诉权的制度博弈司 会：正如两位所说，牵扯到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会有很多的问题。还有犯罪率是根据公安局报的数目来确定的，存在着统计口径的问题。

严格说来，《物权法》的核心问题在于土地。在我看来，私权的本质是自由，而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民主，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课题。无形也意味着规则和标准是可变的，因此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法律应用，规范本身也往往呈现出多元的动态。这样的实施方式，有一种国家自我限权的感觉。

同类案件近几年经常可以看到，舆论也会改变政府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还是最主要的。

当然，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复杂系统的转型的确是很艰难的，不能太急于求成，需要有个渐进的过程，有些制度的确立和有效运转需要耐心等待基本条件的完备。其前提是以社会契约来缔结法律共同体的思想。

关于法治国家与科层制的关系，请问江老师有什么高见?英国问题、中国问题以及职业法律家群体江 平：你说的官僚机构，应该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社会学研究中心的菲利浦·塞尔兹尼克教授曾经说过，造成社会压抑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控制手段的匮乏。